“抓住问题的本质，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实际上从米升他们的报告和检讨中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错误在哪里了……”侯俊铖又翻开了米升的报告：“所以我们在西南处理民族问题的重点，就不能单纯的放在民族矛盾之上，而是要上升到各个阶层的矛盾，要以团结底层的民众和百姓为主，对于当地的土司、头目以打击为主，统战为辅。”
“也正是基于此一原则，我才认为对于那些分裂的苗人头目，不能以让步和妥协来换取他们的回心转意，相反更应该严守红营的规章纪律，给予他们严肃的定性和处理！”侯俊铖双目之中寒光闪烁：“鹧鸪先生，您之前说那些苗人之中有些是心怀犹豫，只是因为出身或宗亲等各种原因稀里糊涂的跟着走，你说的是没错的，但既然他们跟着走了，说明在他们心里，个人的利益还是要比红营的事业更重要的。”
“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追求荣华富贵，对于红营来说，都是有害于我们的事业的，他们若是回心转意，老老实实悔过，接受我们的处罚、教育和改造，我们自然是大门敞开，还是能接受他们作为我们的同道中人的。”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悔过，依旧是把个人利益置于红营的事业之上，我们去拉拢、团结他们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留在我们的队伍里是有害的，反倒是留在别人的队伍里，对我们是有利的。”
“以个人的私利为主导组成的队伍，又怎么可能是团结一致、一心为民的呢？故意激发民族矛盾，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以此裹挟一整个民族跟他们走上歪路，又怎么可能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呢？嘴上说得再好听，到最后必然还是会变成新的剥削者和压迫着的。”
“红营的理论看似庞杂，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条，也是这段时间船山先生讲学之中反复强调的两条……”侯俊铖曲起两根手指：“其一便是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二则是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贵州根据地犯的错，有很多的外部因素，比如苗汉之争、吴周的军事压力等等，但从根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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