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六月的北平，局势一天比一天紧。
沙滩二院的墙面上，壁报换了一茬又一茬。训导员天天来查，睁大眼睛找“违禁字眼”，可翻了半天，看到的全是《读〈东京梦华录〉札记》《明末江南市镇经济蠡测》《王船山史论读后》这类标题。
内容更是安全得不能再安全，通篇讲宋代坊市制度、明代海防、清初书院兴衰，连“日本”两个字都找不着。
可台下的学生看得比听戏还起劲。一篇讲南宋绍兴年间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的文章，表面上是历史笔记，字里行间却把“伏阙上书”四个字反复勾画。
北大学生韩天石站在人群里，对旁边的同学挤挤眼睛，低声说：“看见没有？陈东不就是咱们？”
旁边的男生心领神会：“宋朝重文轻武，弄得半壁江山，眼下也差不多了。”
两人交换个眼神，各自散去，脸上挂着只有他们才懂的笑意。
另一篇谈明末东林党人的文章，写得极克制，却在结尾处引了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训导员看了半天，觉得不过是一副老对联，没毛病。
学生们却觉得这十几个字像刀刻在心上，看得眼睛发潮。这种“文字捉迷藏”成了沙滩一带的日常风景。
文人圈那边也不消停。
易培基的案子像长了翅膀，越传越走样。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易培基偷出来的书画已经用卡车拉到天津，又从天津装船去了香港。
有人说故宫库房里如今一半是假货，连宋徽宗的花鸟都是请人仿的。
马衡在北平满肚子苦水，亲自给几家大报写短稿辟谣，结果越辟谣言越多。北大教授们也分成了两派，聚在一起吃饭时经常为“南迁到底该不该”争得面红耳赤。
周作人照旧慢条斯理，沈兼士急得跳脚，郑天挺则不断打圆场。真正做事的人反倒沉默。
市井百姓过的又是另一种日子。白坚武丰台兵变那夜，城门忽然关闭，电话全被管制。
一时间北平城内谣言四起，有的说叛军已经入了永定门，有的说日本人要派兵进城保护侨民，还有人说宋哲元已经坐火车跑了。
胡同里人声嘈杂，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翻箱倒柜，把细软包成小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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