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二年五月初七，长安城东的校场上，三面汉旗在午后的烈日下垂垂不动，旗面上的金线“汉”字被晒得发烫，连风都懒得吹动它们。
刘封站在点将台的阴影里，手里捏着一卷刚送到的青竹简，目光却没有落在竹简上，而是望着校场上正在操练的那三千新兵。三千人分成六个方阵，在烈日下一遍遍练习着枪阵变换。每一次方阵转向，铁甲摩擦的声响和脚步踏地的闷响混在一起，像一头巨兽在地面上缓慢翻滚身体。
“这是第三批了。”姜维站在他身侧，同样望着校场，声音不高，“前两批已经分拨到汉中、凉州两处。这一批练完之后，臣打算留下其中一千人作为长安宿卫的补充。”
刘封没有立刻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竹简——那是户部刚送来的今年夏粮预估数目。数字写得很清楚，比去年增长了两成。对于一个刚刚结束战乱、重新统一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不算惊人，但已经足够让他在这炎炎夏日里感到一丝清凉。
“丞相，”他终于开口，“今年秋收之后，全国府库存粮能达到多少？”
姜维显然早有计算，答得极快：“若夏秋两季皆无大灾，臣推算存粮可达三百七十万石。其中长安、洛阳、汉中、成都四仓可储半数以上，其余分存于各州要地。”
“三百七十万石。”刘封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目光微微闪动。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诸葛亮北伐时蜀汉全年粮产不过百万石出头，而如今仅仅收复故土两年，季汉的存粮便已远超当年蜀汉全盛之时。这其中固然有关中平原的恢复、荆州屯田的成效、以及蜀中天府之国的持续输出，但更重要的是一套他亲手推动的、比这个时代超前近千年的粮食管理体系——从占城稻的引进到水利设施的网格化修筑，从屯田制的改良到赋税结构的重调。
“丞相，粮多了，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用。”刘封将竹简递给姜维，迈步走下点将台，沿着校场边缘的沙土路缓步前行。姜维跟在他身侧，两人并肩走在烈日下，影子被拉成两道细长的墨痕压在地上。
“臣明白。”姜维说，“陛下是指……北伐？”
刘封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他走了十几步，才缓缓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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