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没有回应那些留言，他继续翻页。“下面这一段，关于媒体控制。文件第九十五页写道——‘米国排名前二十的媒体集团中，有十七家的主要股东与财阀家族存在交叉持股关系。
这些媒体集团在新闻报道中对涉及财阀利益的敏感议题采取回避或软化报道的策略。根据内部统计，在2016年至2020年间，涉及财阀负面新闻的报道数量比涉及同级别政客的报道数量少百分之七十八。’”
他放下文件，看着镜头。“媒体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事不存在，是因为报道了，赞助商会撤广告，董事会会换总编，母公司会调整预算。
被裁掉的编辑和记者会去别的行业找活干，但空缺可以被填补，而财阀的广告费是一年几十亿。既然选边站队的结果这么明显，那就没有媒体敢往火线里踩了。”
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这份文件里还有一段，在附录部分，被标注为‘仅供内部参考，不作公开引用’。
原话是——‘当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达到临界点时，社会动荡的概率会显著上升。历史数据表明，当底层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低于百分之十三时，社会抗议活动的频率会增加三倍以上。
当前该比例为百分之十一。’十年前的内部报告就已经写好了答案：只要底层百分之四十的人拿不到百分之十三的总收入，米国就会乱。
他们已经猜到会乱了，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让底层多拿一点，而是让底层不团结起来。解决方案是——把问题分散化。让黑人的问题不成为白人的问题，让城市的问题不成为乡村的问题，让南方的问题不成为北方的问题。
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困境，但各自为战的困境，不会汇聚成一股足以撼动系统的力量。分而治之，是财阀们最拿手的工具。”
他把文件翻到后面，翻到那几页被黑色油墨涂抹过的部分，灯光从侧面打过去，那些被掩盖的文字在阴影中浮现出模糊的形状——
“米国境内的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在报告撰写时被单独分类为‘执法过程中因抵抗导致的意外死亡’，排除了大多数导致死亡的案例。报告原稿将其中约三百起案件分类为‘可避免的暴力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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