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零五分，青梧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顾明达接入连线。
他四十多岁，坐在办公室里，身后还有两名负责家庭经济核对的工作人员。
“程女士，先向你说明，我们现在只能通报已经核实的程序情况。”
“最终经济状况结论，需要根据你补交的原始材料重新计算。”
程念初点头。
“我只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我看演唱会才取消低保。”
顾明达没有回避。
“从现有卷宗看，观看演唱会是启动和推进复核的线索之一，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取消标准。”
“我局没有通过演唱会售票平台获取个人购票数据，也不存在看一次演出就自动终止低保的系统规则。”
匿名举报人向社区提交了程念初发布在朋友圈的香港照片，还附上了一段带有明显倾向的文字。
【低保户花几千块跨境追星，平时却说没钱看病】
社区随后查询到银行账户预警，又发现程念初存在平台劳务结算，于是启动动态复核。
“启动复核本身合理。”
顾明达说道：“问题出在后续核查过于粗糙。”
按照当地流程，工作人员应当先通知当事人补充说明，再对预警信息逐项分类。
涉及借款、医疗退款和账户互转的资金，不能在未核实性质前全部视为可支配收入。
若认为家庭收入已经超标，还要形成书面核算结果，告知事实依据与政策条款。
当事人有权陈述、补证和申请复核，终止待遇的决定也必须写明救济渠道。
程念初收到的告知书虽然附有复核申请方式，却没有列明收入核算过程。
街道只拨打过一次电话，未接通后便将其标记为未配合解释。
“我当天晚上就回拨了。”
程念初翻出通话记录。
她在未接电话出现后的三个小时内连续回拨两次，第二天上午又拨过一次。
第一次无人接听，第二次被告知负责人员下班，第三次通话持续了六分多钟。
苏云问道：“第三次谈了什么？”
“我说那些流水里有住院借款，可以提供医院单据。”
“对方说系统已经核完，让我等结果。”
顾明达身旁的工作人员调出街道内部日志，神情逐渐严肃。
那次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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