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常州，已经是暮春时节，留守处院子里的梧桐树抽出了满枝的新叶，风一吹，就落下满地细碎的光影。苏婉卿在野战军后方留守处的住处已经安顿妥当，是一间朝南的小平房，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靠窗的桌子上摆着她的医药箱和几本医学书籍，墙角的木床上铺着干净的被褥，一切都妥帖安稳。
留守处给她安排了专门的护理人员，是部队里经验丰富的卫生员小张，每天陪着她按时吃饭、散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可哪怕身处安稳的后方，苏婉卿的心，始终悬在上海前线的战场上。每天天刚亮，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留守处的传达室，问有没有上海前线的战报，有没有陆敬亭的消息。
上海战役在5月12日全面打响，前线的战报断断续续传来，一会儿是我军攻克外围阵地，一会儿是市区巷战打得惨烈，每一条消息，都牵着苏婉卿的心。她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轻轻抚着已经高高隆起的腹部，指尖能感受到孩子时不时的胎动，心里既有对新生命的期待，更有对前线丈夫的无尽牵挂。
闲暇的时候，她就坐在桌前，给陆敬亭写家书。她的字迹清秀工整，一笔一划都写得格外认真，信里不说自己的担忧，只说自己在常州的生活安稳，护理人员照顾得很周到，定期去医院产检，医生说孩子发育得一切都好，让他不要挂念。
她还在信里说，自己在留守处没闲着，主动承担起了随军家属的识字教学工作，每天下午都会在院子里给家属们教认字，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看着大家从大字不识一个，到能写自己的名字，她心里满是成就感。她还在信里跟他说，等孩子出生了，就教孩子认字，教孩子唱他教的军歌。
因战场形势复杂，前线和后方的邮路时常受阻，一封信从上海寄到常州，往往要辗转好几天，甚至十几天。苏婉卿把写好的信交给传达室的同志，每天都要去问好几遍有没有回信，每一次听到没有消息，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难以掩饰的失落。
上海前线的阵地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陆敬亭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部署作战任务，嗓子喊得沙哑，眼里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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