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刚过正月十五，河里的冰就化了，树上的芽就冒了，地里的雪就化干净了。
街上的行人也多起来，做买卖的，走亲戚的，赶集的，熙熙攘攘。
可这热闹底下，隐隐透着股不安。
因为朝鲜那边，真的出事了。
先是听说朝鲜闹了东学党起义，朝廷派兵去帮着平乱。
后来听说日本人也派了兵，比朝廷的兵还多。
再后来，两边就在朝鲜顶上了，谁也不肯退。
消息一天一个样，人心也一天比一天慌。
粮价开始涨了。绸缎的生意开始淡了。街上议论打仗的人，越来越多了。
张少爷也开始坐不住了。
那天他把我叫去，开门见山地问：“雨亭，你说，这次的事，会不会闹大？”
我想了想，说：“会。”
他愣了一下：“这么肯定？”
“日本人在朝鲜经营了这么多年，不会轻易放手。”
“朝廷要面子，也不会退。两边都不退，就只能打了。”我说。
张少爷沉默了一会儿。
“真打起来，咱们怎么办？”
“粮，仓房里那两百石粮，现在值钱得很”我说。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光有粮不够。真打起仗来，什么都会乱。铺子能不能保住，人都能不能活，都是问题”张少爷说。
我说：“张少爷，有件事，我想跟您说。”
“说。”张少爷说。
“我想去营口一趟。”我说。
“营口？去干什么？”他问。
“找凯普勒，他是德国人，不管中日打不打仗，跟他做生意都没事”
“而且，他在营口消息灵通，能打听不少事。”我说。
张少爷想了想，点点头。
“行，你去一趟。多带几个人，路上小心。”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护院，去了营口。
一路上，到处都能看见运兵的队伍。
有的往东走，有的往南走，有的往北走。
扛着枪，背着行李，满脸疲惫。
我心里越来越沉。
这阵势，比我想象的还大。
走了三天，到了营口。
营口比上次来的时候热闹多了。
码头上停满了船，有中国的沙船，有日本的商船，有西洋的火轮船。
扛大包的苦力像蚂蚁一样多，喊着号子，一包一包往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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