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四的脚步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跑，但声音低了些：“没法子啊先生。现在黄包车太多了，光是公共租界就有八千多辆，法租界也有四五千。大家为了抢活，价格越压越低。去年拉一趟八仙桥还能要八毛，今年六毛都有人抢。”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我这车是租的‘飞星车行’的，每个月车租要八块，工部局的照会税两块，车行还要抽三成流水。去了这些开支，再刨掉吃饭、住店，运气好的月份能剩个十二三块钱，勉强够一家人吃喝。要是碰上下雨天、生病，或者像今天这样半天拉不到活，那就得饿肚子，搞不好还得找人借钱，死撑着呗。”
宋明远默默计算。十二三块钱净收入，在上海确实只能勉强糊口。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光吃饭就要七八块钱，再加上房租、穿衣、杂费……
“没想着换个活？码头、纺织厂什么的，不是说那些地方赚得多吗？”宋明远问。
刘阿四苦笑：“好活哪轮得到我们这些破落户？码头要拜老头子，要入帮会，要交‘孝敬钱’。纺织厂倒是招女工，男的除非有门路，不然进不去。我们这些拉车的，大多是从苏北、安徽逃难来的，在上海没根没底，能有个车拉，混口饭吃，已经算不错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太多怨愤，更多的是认命。
宋明远没再问，只是看着街景。
车子已经跑进了公共租界的中心区域，路边开始出现百货公司、电影院、咖啡馆。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挽着西装男人的手臂从橱窗前走过，电影院门口挂着《马路天使》的海报，咖啡馆里飘出留声机播放的爵士乐。
繁华，但和刘阿四这样的车夫无关。
正想着，车子经过一个路口，前面就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浙江路。
这里也设有关卡，但检查相对宽松。几个安南巡捕（法租界雇用的越南籍警察）懒洋洋地站在岗亭外，腰上挎着警棍。他们主要检查进入法租界的华人，看有没有居住证或通行证，对洋人和坐黄包车的人一般只是看一眼就放行。
刘阿四拉着车放慢速度，准备过卡。
一个安南巡捕走过来，用生硬的中文说：“证件。”
宋明远从怀里掏出工部局发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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