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说话。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字都没说。”王旭把铅笔头从嘴里拔出来，上面全是牙印，“第二天带我去医院。医生给我看一堆卡片，问我画着什么。我说有一张上面站个穿黑衣服的老头。医生说卡片上什么都没有。”
大伯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灯泡底下慢慢散开。
“后来我妈就跟我爸吵。我听见她说‘这孩子有病’。我爸摔了个碗，说‘你才有病’。”王旭说得很平，像背课文，“后来他们就离婚了。我跟了我爸，我爸把我送你这儿。他说有事，走了三个月没回来。”
王旭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未接来电。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大伯没说话。他知道——他那个弟弟，连生活费都是三五百地转，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有。
“大伯，你到底教不教？”王旭把作业本推过去。
大伯掐了烟，看了一眼本子，又看了一眼停尸房的方向：“82。”
王旭写上。
窗外起风了。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响，像有人在嚼脆骨。
王旭写完作业，开始收拾书包。铅笔盒、橡皮、本子，一样一样装好，拉上拉链。然后他抬起头，盯着右上角的墙角。
“你又看啥？”大伯嗓门发紧。
“那个阿姨又来了。”王旭说。
大伯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墙角什么都没有。白墙上有一块水渍，像个侧脸。
“什么阿姨？”
“穿红衣服的。上次来过。她说她心脏疼。”
大伯手里的打火机掉了。
他知道那个红衣女人。上个月送来的，二十八岁，长得挺好。送来的时候胸口一个大洞，心脏没了。法医说被利器剜下来的，边缘整齐。案子没破。
“她……她在哪儿？”
“就站那块水渍前头。”
“她说什么？”
王旭歪头听了一会儿。灯泡闪了一下，嗡嗡响。
“她说杀她的人，明天晚上会来。”王旭学着大人的腔调，一字一顿，“那个人身上有中药味。”
大伯站起来，走到墙角，伸手摸了一把空气。什么也没有。但手指头冰凉。
“她还说——”王旭皱着眉，像在翻译外文，“那个人今晚来过，在门口转了一圈。闻到有人守夜，没进来。明晚他一定会来。他要看看她死了没有。还要拿回一样东西，落这儿了。”
大伯嗓子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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