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传来了一阵极轻的轱辘声。
不是胶皮轮胎的闷响，而是铁圈磨在石板上的刺耳摩擦声。
传达室门前的铃铛响了。
“谁？”传达室老头的声音透着被打扰的烦躁。
“东城二煤厂补送的。”一个低沉发闷的声音，尾音带着刻意压扁的粗糙。
陈大炮在柴房里屏住了呼吸。
来了。
“昨天不是送了一车？”老头问。
“清点的时候发现短了两块，调度让来补上。不补要扣工钱。”
那声音答得滴水不漏。
“行行，你自己搬进去，就放左边墙角那个煤堆那儿。”
铁圈轮子碾过院门的门槛，发出沉重的“哐当”声。
一辆人力板车被推进了院子。
陈大炮的右眼贴在破洞上，瞳孔收紧。
推车的人穿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工装，头上戴着带护耳的雷锋帽，帽檐极低。
脸上扣着一个劳保大口罩，眼睛部位还架着一副防风沙的护目镜。
整张脸，没露出一寸肉。
他在院子中间停下，放下板车的把手。两边肩膀果然往下塌着，一副长年拉重活的骨架。
他先看向紧闭的北屋门。门窗全拉着厚窗帘。
他又转头看向东厢房。房门挂着明锁。
整个院子，仿佛一个人都没有。
送煤人以为这家人去上班了，或者陪老头去复诊了。他低着头，推起车子往煤堆走去。
经过灶房门时，他突然停下。
他左右扫视了一圈，把板车横在灶房门口挡住外面的视线，身体一矮，钻进了半掩的门里。
这一切在陈大炮的眼里，慢动作一样拆解开。
鱼，咬死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