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的牌了。
卡尔波夫重重地捏了捏眉心，眉头处留下两道深深的红痕。
“卡尔波夫同志。”
门被轻轻叩了两下，秘书从门缝里探进半张脸，“延安驻莫斯科代表处的王同志求见，说有要事面谈。”
“延安？”卡尔波夫从椅背上撑起身子，语气里那层刚才专门打磨出来的谦和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剩下的是他惯常待人的那副面孔。
倦怠，傲慢，还有一丝刻意摆出来的不耐烦。
“让他先等着。”他拿起桌上的茶杯，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
他知道中国人来找他是为了什么。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那些穿着半旧大衣的东方人就会出现在这栋楼里，开口永远是援助两个字。
要枪，要弹药，要工厂设备。
如果不是上次他不知从哪弄来了金霉素这种好货，卡尔波夫简直都不想跟他再多说一句。
苏联现在自己也举步维艰，哪有什么心思管延安？
可想归想，卡尔波夫还是不得不让他们进来。
毕竟是革命的同志，拒绝见面是不对的，还是要让他们自己知难而退。
卡尔波夫把茶杯放回桌上，站起来理了理衬衣领口，朝门口走去，推开了招待室的门。
延安驻莫斯科的代表老王和他的随员正并肩坐在沙发上，两只皮箱搁在脚边的地板上。
随便在他们半旧的大衣和皮箱上扫了一眼，卡尔波夫的眼底闪过丝毫不加掩饰的傲慢与不耐，开门见山：“王同志，如果您又是来寻求工业援助的话，我劝您还是免开尊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