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长孙无忌叫到了太和殿偏殿。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长孙无忌从偏殿出来的时候，脸色比任何一次朝会之后都难看。他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脸上，出现了两道极少见的法令纹。不是老了，是硬生生抿出来的。
第二天，大理寺的东宫旧案复核被李世民亲自叫停了。没有正式发文。只有一句口谕：东宫旧案不再复查。涉案人等此后不再以此案为由进行任何形式的提审。口谕传到大理寺的时候，郑方正在案头上。他把那份还没发出去的复核公文折好，塞进档案柜的最底层。锁上了。
八月初五，杜荷在县学的讲堂里收到了郑方托人送来的口信。只有五个字：已停。不必担心。
他把那张写了五个字的纸条折好夹进杜如晦的笔记里。翻开的那一页正好是杜如晦写的那句话：贞观十六年腊月，赵国公问臣，太子可保否。臣未答。
杜如晦当年没有回答长孙无忌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在等一个时机。等一个他儿子需要这道防线的那一天。他把防线交给了魏征。魏征替他守了三年。三年之后，防线挡在了他儿子面前。
当天下午的课上，狄仁杰注意到杜荷的讲法变了。以前讲‘史记’，杜荷讲的是利益的流动。今天讲‘留侯世家’里的张良，他讲的是张良在功成之后为什么选择退隐。
“张良退隐不是因为怕刘邦杀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帮刘邦建起来的制度已经不需要他也能运转了。他走了，但制度还在。这就是最好的功成。”
狄仁杰在笔记上写下了杜荷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好的功成不是赢了一场仗。是让打赢的仗不再白打。
这句话他之前见过。在杜荷写给李世民的军报末尾。但杜荷从来没在课上说过。今天说了。
课后狄仁杰追上来问了一句。
“先生，是不是有人在压你？”
“是。但已经有人替我挡回去了。一个死了三年的人。”
狄仁杰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杜丞相。”
“对。”杜荷站在县学的院子里，看着头顶上那片已经开始泛黄的柳树叶，“我爹在贞观十四年写了一封信。三年后，这封信救了我。”
狄仁杰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从袖子里掏出那本手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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