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栈的院子里跳舞，他把她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低头看着她的掌纹。她说她的生命线很长，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他沿着那道掌纹用手指画了一遍。现在他手上的血干了，掌纹里的血迹变成了一条条暗红色的细线，把他的生命线也染红了。
他拿起手机。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自动推送了一条消息——尼玛的微信头像，费瓦湖的晨雾倒影，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1”。他点进去。是她发来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一分。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我走了。”
他盯着那四个字。“对不起”。她认识她这么久，她很少说“对不起”。在加德满都被游客骂的时候她不说，在重庆迷路淋雨的时候她不说，在医院被医生说肺里的伤可能会越来越重的时候她也不说。她不是一个轻易说对不起的人。因为她不觉得自己欠过谁的。她帮桑贾伊搬了三天货，桑贾伊欠她；她帮阿斯玛在出租屋住了半年，阿斯玛欠她；她把最好的毯子送给沈佩兰，沈佩兰欠她。她是一本记满了别人欠她的人情账本。但她说“对不起”。她说“我走了”。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他没有回复。他不知道回复什么。他只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通讯录，拨通了陆震廷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陆震廷接起来的时候声音很清醒——大概还没睡，或者被吵醒之后从不表现出被吵醒的样子。这是他三十多年在商场上养成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接电话，声音都要稳，不能让对方听出自己的状态。
“爸。”
“怎么了。”陆震廷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平稳。
“那个婚事。”陆云说。他的声音很平，平到他自己都觉得是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我答应。”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是陆震廷惯常的那种沉默——那种沉默是他用来压对方的，是谈判中的主动沉默。这次的沉默是另一个类型的：他在等，看儿子下一句会说什么。也许他在等儿子反悔，也许他在等儿子说“算了”，也许他只是在等自己心里那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慢慢沉下去。但陆云没有说下一句。他只是握着手机，听着父亲的呼吸从听筒里均匀地传来。呼吸很稳，和他签合同时的节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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