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酥油茶的香味在屋子里弥漫。阿爸坐在门廊下，望着外面的雨幕。他的拐杖靠在椅子旁边，手里拿着半截木头和一把刻刀——他最近在雕一只新的牦牛，还只是粗坯，角还没成型。他的手指比以前更慢了，每一刀都要反复比划好几遍才下刀。刀尖在木头上停一下，转一下，然后慢慢推进，一片极薄的木屑从刀口卷出来，落在他的膝盖上。
没有人问她在重庆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回来。没有人问她陆云为什么没有跟她一起。阿妈没有问。阿爸没有问。阿斯玛没有问。村子里的人都没有问。夏尔巴人就是这样——他们不追问。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自己的业，自己的山要翻。一个人回来了，就是回来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交代。路走完了，回到起点，继续活。这就是夏尔巴人的方式。他们把话放在火里，让烟带走；放在手里，让刀替他们说；放在雨中，让铁皮屋顶敲出节奏。
夜里，雨还在下。尼玛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那张床很窄，木头做的，床板上铺着干草和一层薄薄的褥子。枕头是阿妈自己缝的，里面塞着荞麦壳，枕套已经洗得发薄。枕头上的雪莲还在——那是阿妈在她十八岁时绣上去的，用白色的棉线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和她在毯子上织的那朵一样，只是更小，更简单。她翻了个身，床板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这个声音她在重庆从来没有听到过。重庆的床是席梦思，翻身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弹簧轻微的弹动，像一个沉默的吞没。这个木床会响，会告诉她床板还在，木头还在，她还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地方。
她把手放在枕头上，手指沿着那朵雪莲的轮廓缓缓滑过。她想起了洛萨节那根红绳——最旧的那根，褪成了浅红。它现在不在她手腕上。它留在重庆了，留在江北九街那栋旧写字楼的天台上，系在铁栏杆上。那天晚上她从法餐厅出来，沿着南滨路走了很久，后来她去了那个天台。她把那根红绳系在铁栏杆上，系了一个很紧的结。那根红绳是从阿妈手里传下来的，在佛前供了一整夜，她在洛萨节的早晨把它系在陆云手腕上，对他说“拴住了，你走不丢了”。后来陆云又从加德满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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