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海的脸色比刚才更白了，嘴唇从发紫变成了发灰，是失血过多之后缺血缺氧的灰。他的眼睛还睁着，但目光已经有些涣散了，不再像刚才那样能聚焦在人的脸上。
“血压多少？”方医生问。
“七十六十。还在掉。”护士的声音有些抖。
“心率？”
“一百四。细弱。”
方医生把听诊器摘下来，挂在脖子上，低头看着廉海。廉海的嘴唇在动，他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了，“冷……好冷……”
失血过多，体温在下降。方医生转过身，对护士说：“拿两床被子来，盖上。再灌两个热水袋，放在脚边。”
护士转身就跑。方医生又拿起注射器，从输液管里推了一针多巴胺，升血压的，虽然他知道这种时候升压药只能维持一时半刻，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出血，是弹片，是那颗快要被压停的心脏。
方医生把注射器放下，站在那里，两只手攥着拳头。他恨自己。恨自己不会做心脏手术。恨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一点一点地滑向死亡的边缘，而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撑，撑到专家来，撑到黄玲来。撑住了，廉海活；撑不住，廉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