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深埋在每个亲历者骨子里的记忆。
但摆在明面上、必须向上级组织和规章制度交代的，是冰冷而严峻的事实：八人遇险，两人重伤，枪支遗失（虽然后来被救援队循路找回），险些造成包括知识青年和公社干部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事故。这是一口必须有人来扛的、沉甸甸的“锅”。
生产队部里，空气比往日更加凝重。劣质烟草燃烧产生的青灰色烟雾，如同化不开的愁云，在房顶裸露的黑乎乎的檩条和椽子下盘旋、缠绕。
队长叔赵大山既没有坐在炕上，也没有站在地中央，而是直接蹲在了那道饱经风霜的木门槛上，后背佝偻着，像一块被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岩石。
他手里那杆老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地响着，明灭的火光映照着他那张沟壑纵横、此刻眉头死死拧成一个巨大疙瘩的脸。他肚子里有翻滚的岩浆，有对那不公命运的愤懑，有对乡亲们遭遇的后怕，更有千言万语的事实真相，可这些属于山里人的朴素的、带着泥土腥气的实话，落到那需要冠冕堂皇、需要分清“主次矛盾”的汇报材料上，却重似千斤，让他这个摆弄了一辈子锄头的老把式，一个字也憋不出来。
这份向上级说明情况、厘清责任（或者说，分配责任）的艰巨任务，最终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两位“有文化、懂政策、有级别”的插队干部——赵卫国副主任和钱进步主任身上。
这两个官油子才不会承担一丝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