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闷热得像个巨大的、漏风的蒸笼。
低矮的土坯房里，两扇糊着破烂窗户纸的木窗紧紧关着，也挡不住早春锐利的寒气从缝隙里丝丝地钻。为了取暖，屋子中央那个用半截汽油桶改造成的、锈迹斑斑的炉子里，塞满了半干不湿的劈柴和苞米瓤子，正冒着呛人的、青白色的浓烟，火却不旺，只是憋闷地阴燃着，散发出一种混合着硫磺、焦木和土腥气的古怪味道。
烟雾缭绕，盘旋上升，在天花板被熏得乌黑的椽子间沉积，然后缓缓沉降，给屋里每个人都蒙上了一层灰扑扑的滤镜。
队长赵大山就蹲在炉子旁边，背靠着那张掉了漆、露出木头本色的破旧办公桌。他手里攥着一杆磨得油亮的铜锅旱烟袋，却半天没抽一口，只是用它无意识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桌角。那张被北风长年雕刻、布满沟壑的黑红脸膛上，此刻写满了疲惫与一种近乎麻木的例行公事。他清了清嗓子，那嗓子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沙哑、干涩，没什么起伏地开始念手里那份被翻得卷了边、沾着油渍的春耕生产计划：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我屯实际情况，今年春耕，要继续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垦荒地二十亩……积肥任务，按人头分摊，每人三百斤……春播时间，谷雨前后，不违农时……”
话语像陈年的苞米碴子粥，黏稠、单调、缺乏营养。翻来覆去，离不开“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赶大寨”、“战天斗地夺丰收”那几句口号。这些词，年年喊，月月讲，早已失去了最初可能有的激励色彩，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必须完成的声音仪式。
挤在墙边几条吱呀作响的长条板凳上的知青们，形态各异。有人低着头，眼皮沉重地耷拉着，脑袋随着赵大山的音节一点一点，已然陷入了半睡半醒的混沌；有知青眼神放空，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土墙上那张颜色剥落的“农业学大寨”宣传画，心思却早已飞越了千山万水，回到了上海弄堂里石库门前晒着的棉被，或者北京胡同深处传来的隐约鸽哨声；还有人百无聊赖地搓着衣角上干涸的泥点，或是用脚尖在地上反复划拉着无意义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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