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灰蒙蒙的天。墙根底下堆着蜂窝煤，上面盖着油毡布。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偶尔响几声，播一段样板戏。
胡同里的日子过得慢，慢得像墙上的影子，半天才挪一寸。
就像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家的日子：煎熬！
区里的孙干部在街道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林家住的大杂院。
门开了。开门的是林母，围着一条黑不溜秋的围裙，手上沾着面粉，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孙干部一眼，也不问是谁，也不问来干啥，就那么堵在门口，像是怕人进来。
“大嫂，我是区里的，”孙干部笑着说，“来给你们报喜的。”
林母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没变，可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报喜？啥喜？”
孙干部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展开，念道：“林墨同志，在老林子里失联近半个月后，已被成功营救出来！并送冰城治伤，伤愈之后，组织上将批他一个长假，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回来和你们团聚了！”
他念完了，抬起头，等着看林母激动、流泪、拉着他的手说谢谢。可他什么也没等到。林母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像是被冻住了，嘴张着，眼瞪着，可那眼睛里没有惊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像是失落，又像是什么东西碎了，捡不起来了。
孙干部愣住了。他当了好些年干部，报过无数次喜，哪回不是人家拉着他的手又哭又笑？又是请坐又是倒水，这回倒好，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
“大嫂？”他试探着叫了一声，“林墨同志没事了，您不高兴？”
林母回过神来，脸上的肉抽了一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高兴……高兴。”她说得结结巴巴，可那声音里听不出一点高兴的味儿。她把门开大了些，让孙干部进去，可她的身子挡在门口，像是巴不得他赶紧走。
林父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都磨没了，只剩几个白印子。他听见了孙干部的话，可他的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他把缸子放在窗台上，搓了搓手，又搓了搓脸，像是在搓掉什么东西。
“同志，”他的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林墨他……伤得重不重？”
孙干部赶紧说：“万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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