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这是个例外,国家太大了,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就是不一样。他成了农民,干活吃饭,只是回家的第二年年初,他就成婚了,妻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到了这一年年底,他就有了儿子。儿子长到该上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乡村的小学都乱了套,老师们一个个都灰溜溜地躲躲闪闪,他这个当了八年右派的人,又派上了用场,公社找不够合适的牛鬼蛇神,听说有个山村还蜗居着个大学生右派,这个既臭又右的人物,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标标准准的牛鬼蛇神。这一弄,本已算平静的他又不平静了,而且他的儿子也戴上顶“右派崽子”的小帽。一闪十多年过去了,十多年中,儿子却不能像他,去正常地读小学,读中学,因为学校一直在闹革命。当然,儿子不能像他那样去报考大学了。不过,他还是培养儿子有了一技之长——画画。儿子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绘画的基本技法,特别是画人物肖像,他常为远近乡邻画像,也因此交了不少朋友,只是文化程度太低,限制着他只能成为“乡土农民画家”。大概是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的春风才刮到深山老林,画家终于不再戴那顶右派的帽子了,这时候成了正常公民的他已四十有五,他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这也算恢复了名誉,学有所用了。他把精力用来培养学生,他也在努力发现具有艺术潜质的苗子。他曾以正规的教育和辅导,使几个山里娃子考进了高不可攀的美术院校。同样,他也呕心沥血地培养着他的孙子,希望他能实现他未圆的画家梦。当孙子就要到上大学的年龄时,艺术院校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座在他心中的神圣殿堂,培养艺术家的摇篮和学府变味了,能踏进艺术院校门槛的学生绝非只是具有艺术天分和培养前途的佼佼者,还有大量缺少艺术细胞、不适合学习艺术、更无发展前途的学生。这些人中不乏纨绔子弟,他们以为艺术就像吹糖人那么简单容易,搞艺术,戴上画家的桂冠,要比攻读文史和理工容易多了。另一种学生则是文化课跟不上趟,要么调皮捣蛋的,要么智商不高的学生,也把目标瞄准艺术院校,他们以为,这行当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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