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敲定的。没什么排场，没人拍照，没有记者挤在门口伸着脖子等头条。连个签约台都没专门布置，就用了外交部那间普通会议室，桌上铺块绿呢子，烟灰缸都没收走，边沿还搁着上午开会时谁掐灭的半截烟头。
鲍格莫洛夫夹着皮包走进外交部大楼的时候，天色正在泛黄。那皮包跟了他少说有十来年了，边角磨得发白，拎手的地方都起了毛。门口站岗的卫兵瞅了他一眼，没拦，显然提前接了通知。他自己一个人来的，没带随从，连个拎包的秘书都没有，就夹着那几页纸，跟去邮局寄挂号信似的。
王宠惠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了。他面前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茶汤上飘着零星几点茶渣。看到鲍格莫洛夫进来，他没站起来迎，只是伸手把茶杯往旁边推了推，清出桌面上一块平整的地方，点了点桌面，说：“放这儿吧。”
鲍格莫洛夫坐下，拉开皮包的搭扣，把协议文本掏出来。打印纸挺括，一式两份，用订书钉钉好了角。他把其中一份推到王宠惠面前，自己留一份。两个人没多寒暄，各自低下头翻。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分钟，就听见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梧桐树上几只麻雀吵架的动静。
翻到最后一页，签字栏的位置空着。两行空白，并排躺着，上头一行印着代表签字，下头一行印着日期。两个人都把目光停在那片空白上，停顿了大概有三四秒。谁也没先摸笔。这种场面永远有个微妙的瞬间——谁先提笔，谁就好像显得更急。鲍格莫洛夫在等，王宠惠也在等，两个人像牌桌上对着瞪眼，只不过面上都带着微笑。
最后还是王宠惠先动了。他从胸口的兜里摸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字迹不算漂亮，有几笔还带钩，但每一笔都压得很实，墨迹透到了纸背。签完之后他把笔横放在纸面上，往对面推了过去，动作不轻不重，像在麻将桌上推一张牌。
鲍格莫洛夫接过笔，先在自己那份上签了，又把王宠惠那份挪过来签。他的签名比王宠惠的利索，俄文花体字，一气呵成。签完之后他把笔帽扣回去，啪嗒一声，然后把两份协议里自己那份叠好，放进皮包，搭扣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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