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英国公使马嘎尔尼在短暂的访问中国后，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可谓是确切的指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但是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官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发展千年了。
学识丰富，才学优秀的人，在封建时代比一般人更要容易获得权力，而拥有了权力，除了能够实现经世济民的宏大理想，也意味着财富利益的丰收，这使得历代的读书人对从政做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除了读书求取功名，以学优入仕，一些人为了做官，亦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此鲁迅曾有过深刻的评价‘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而他们又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蔡京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蔡京则来者不拒，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
更为滑稽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不少新的官场专用语。“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这叫作“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这叫作“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这叫作“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则叫作“摆踪”。总之，赵宋一朝，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行，数不胜数．．．
宣和三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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