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１）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２）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３）大量裁减湘军，９０％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９０％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４）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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