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才一百啊？”
“就一百，多一分都没有。”俞瑜从门上的挂钩上取下坦克车的车钥匙，“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这是想让我保持一种饿不死、但也潇洒不起来的生存状态，最后不得不向她低头，乖乖去上班？
这算盘打得挺精啊。
不过这女人，嘴硬得跟重庆的石头似的，心却软得像刚出锅的豆花。
俞瑜转过身，下巴微扬：“你现在总共欠我一万零一百。”
“知道了知道了，房东大人。”我把钱塞进裤兜，冲她挥挥手，“路上小心，好好上班，别太想我。”
回应我的是“砰”的一声关门响。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上了极其规律的“软饭”生活。
白天去杜林的酒吧练琴，顺便看看腿。
杜林为了方便我练琴，特意从家里拿了把旧吉他送我：“拿回去晚上接着练，别到时候在我婚礼上掉链子。”
傍晚，我掐着俞瑜下班的时间，溜达到小区门口。
通常等不了几分钟，就能看见她开着我那辆黑色坦克慢悠悠开回来。
我们一起去附近的超市，她推着车，我负责往里面扔菜，偶尔为“晚上吃排骨还是吃鸡”这种重大问题展开一番幼稚的争论。
最后，我基本都会认输，“那就吃鸡吧。”
偶尔趁她不注意，把想要的零食塞到购物车最底下，用其他东西盖住。
结账时被她发现，少不了挨一记白眼，和一句咬牙切齿的“无赖”。
她洗菜，我掌勺。
吃完饭，她坐在书桌前画设计稿，我抱着吉他窝在沙发里练琴。
她卡壳的时候，会转过身，用笔杆戳戳我的胳膊：“哎，无赖，沙发背景墙用深灰色会不会太压抑？”
她休息的间隙，会听我唱歌。
“还行，”她通常这么评价，“比昨天那破锣嗓子好点儿。”
“你懂什么？这叫沙哑的磁性。”
“我只听出了公鸭嗓。”
“俞瑜，你这张嘴迟早被人缝上。”
“那也得先把你这个无赖的嘴缝上。”
斗嘴几乎成了我们每晚的固定节目。
我倒乐在其中。
这种互相拆台，又莫名其妙和谐的日子，像温水一样，不知不觉就泡了一周。
我竟然有点习惯了。
习惯了早上被她用“买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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