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沉重到即使在身边只有自己人的时候，教员也只是轻轻提了一句，便没有再往下说。
台北，士林官邸。
常凯申看着天幕上的内容，身体缓缓地、一寸一寸地向后靠去，最终颓然坐在了身后的藤椅上。
那把藤椅是他从溪口老家带来的旧物，跟着他走过了重庆的雾、南京的雨、台北的风，此刻在他身体的重量下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
让步了，斯大林居然对教员让步了。
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这三个名字，像三根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胸口，那是他在1945年亲手签字让出去的地方。
他用毛笔在条约上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天，他告诉自己这是迫不得已，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争取时间。
他用了无数个日夜说服自己，换作任何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对斯大林的压力和美国的沉默，都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现在，天幕告诉他，教员做到了，不到半年，从他签字让出那些权益算起还不到五年。
教员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跟同一个斯大林面对面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地要了回来。而且这件事正在被天幕播报到全世界，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抬头仰望天空的人，都在目睹这一幕。
常凯申的手搭在藤椅的扶手上，指节泛白，他的目光从天幕上移开，落在面前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的龙井茶上。茶水表面映出天幕的微光，像一面小小的、破碎的镜子。
天幕没有因为任何人的情绪而停顿，它继续播报，语调和第一天同样冰冷，同样不留情面。
“毛熊梦寐以求的东方不冻港，到手仅仅五年便重新失去，这对于一个有着土地收集癖的国家来说，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脸色在这一刻终于变了，不是暴跳如雷的愤怒，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个会把愤怒写在脸上的人。他的愤怒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是一种能让整个房间温度骤降的、沉默的冷意。
让他变脸的不是那些事实，天幕说的事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让他变脸的是那个词。天幕用了“土地收集癖”来形容他的国家。
这个带着讽刺意味的、近乎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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