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直接。
"一共牵涉多少家企业？"
组长顿了一下："问题最严重的，目前是五家。还在核查的有二十几家。"
"总敞口能报个数吗？"
"还不能。"
组长的声音有点发涩，"各家上报的口径不统一，有报浮亏的，有报名义本金的，我们现在光是统一口径……还在算。"
"如果这些都要国家补上，一共多少。"
组长这一次没有立刻回答。他张了张嘴，最后说的是："这个数字，得等敞口摸清了才能具体算。现在报不负责任。"
周秘书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那个薄文件夹上记了两笔。
陈志远远远看着，觉得这个人不追问、不发火的样子，比拍桌子还让人不安。
问完这些，周秘书合上了文件夹，像是要走。
他站起来，却又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
"当初签这些合约的时候，"他问，"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异议吗？"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这个问题把大家从"我们亏了多少"转移到了"这事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坐在中间的一个人接了话。他大概是国资委那边的，答得很顺：
"周秘书，这个我们也梳理过。当时国际市场普遍看涨，几大投行的目标价都在两百美元以上。这些企业签约，内部的决策程序、集体讨论、审批签字，都是完备的。从程序上讲……应该说，是那种谁也没能预料到的极端行情。"
这个回答，陈志远这两天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换着不同的人说。
周秘书没有接话，也没有点头。
而就在这时候，会议室最里头的角落里，一个一直低着头整理材料的年轻人开了口。
他是负责把各家企业的会议纪要和审批文件归档的，桌上那摞东西比谁都高。
"也有。"他说。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没有抬头，手在那摞纸里翻着，翻了一会儿，抽出中间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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