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上午八点十分。财政部长办公室。
保尔森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在桌上那堆文件里翻找着昨天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担保草案。他的肩膀松弛了一些，没有了昨天下午那种绷成一块石头的僵硬。
“我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他对着电话那头说，语速很快，但中气很足。
“告诉那些议员，我上午十点去见他们。是，我知道他们昨天刚投了反对票，但那是昨天。今天他们要是还不见我，那我就让记者去问问他们，是不是打算让美国的退休基金在周末前全变成废纸。”
他挂了电话，把那份草案抽了出来。
胃里那条已经咬了他整整一周的毒蛇，今天早上安静了。他其实昨晚睡得不太好，早饭也吃的潦草，还喝了一杯黑咖啡，但他觉得自己现在能出去跑个五公里。昨天那种“都崩了吧、都去死吧”的、被彻底掏空后的虚无感，不知怎么就散了。
局势其实并没有变好。国会还要重新投票，那些被冻结的商业票据还没解冻，他手里依然没钱。但他的状态变了。
他又看了一眼手边那张纸。
那是一封打印出来的信。是从远星的邮箱里直接传过来的。他约莫七点就提早看到了这封信。
在这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这张纸一直放在他手边。他打电话的时候，看报告的时候，听助手汇报的时候，手指总是不自觉地在这张纸的边缘摩挲。纸的右下角已经被他搓得起了一层细细的毛边。
信里的每一段他都能背下来了。尤其是第三部分。
“在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距离全面崩溃只有几个小时的那些夜晚，这两个人没有离开他们的岗位……不管结果如何，这种勇气值得被承认。”
保尔森的目光又一次落在这句话上。这是他今天早晨不知道第多少次看这句话了。
他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到了他这个年纪和位置，几句好听的话根本打动不了他。甚至布什总统对他这么说，他恐怕只是无奈的笑笑。
但这句话不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昨天晚上在谈判桌上把他逼到墙角、逼着高盛和大摩签下城下之盟的人；是一个从头到尾冷眼旁观，并且精准预言了一切的“先知”。
昨天，他被国会和民众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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