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德的手指在扶手上又动了一下。
这一次动作稍微大了一些，他的食指和中指在皮革表面上缓慢地、无意识地来回摩擦，发出一种轻微的、近乎耳语般的声音。
"保尔森呢。"
这四个字从富尔德嘴里出来的方式变了。
前面那些问题，巴克莱、韩国人、中国人，他是在核实事实。他的声调是平的，机械的，像是一个军官在听取战场伤亡报告。
但"保尔森呢"这四个字，语调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不是询问。
是质问。
是一种从极度的绝望中最后挤压出来的、对那个曾经和他同属一个阶级的男人的质问。
麦克达德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
是"保尔森为什么不救我"。
麦克达德咽了一口唾沫。
"汉克的立场从始至终没有变过，理查德。"
他的声音极其疲惫，但每一个字都是清晰的。
"政府不出钱。他在周五晚上说的，和今天下午他最后站起来说的，是同一句话。"
"他是高盛出来的。"
富尔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比愤怒更深的、更原始的、近乎被背叛的痛苦。
"他是高盛出来的。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三十年。他知道让一家投行倒闭意味着什么。他知道明天早上如果雷曼申请破产，会发生什么。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三月份的时候他救了贝尔斯登。两周前他救了两房。"
富尔德的声音开始出现细微的颤抖。
"贝尔斯登，一个比雷曼小一半的公司——他用了三百亿美联储的钱去救。"
"两房，他甚至绕过了国会，花了两千亿。"
"但到了雷曼——"
富尔德的身体从沙发里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坐直了。
那根被弯折的铁棍，在这一刻，因为某种濒死的倔强而重新绷紧了。
"到了雷曼，他说政府不出钱。"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不是在问麦克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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