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Kiewit广场大厦14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总部。
沃伦·巴菲特正把穿着灰色旧跑鞋的脚翘在磨损的实木办公桌上。
他手里拿着一罐已经喝了一半的樱桃味可口可乐，膝盖上摊着几份当天的报纸。他的办公室没有电脑，没有彭博终端，甚至连个股票行情机都没有。
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被静音了。屏幕上正在播放CNBC的周末特别节目。
画面被分成了两半。左边是已经人去楼空的雷曼兄弟大楼，大门上的Logo在秋风中显得格外刺眼；
右边，则是这两天占据了所有媒体头版的那个年轻人——远星资本创始人，LanceWalker。
屏幕下方滚动着那条被传得沸沸扬扬的“狂言”：“等下个星期华尔街流动性瘫痪的时候，你们整个政府都得跪着求我们做空者回来擦屁股。”
巴菲特看着电视屏幕，表情倒是没有太大变化，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默片。
他对这些喧闹的头条新闻通常不屑一顾。但在过去的两天里，他对这个叫远星资本的机构多看了两眼。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们都在纠结远星是不是靠内幕消息在禁空令前九十分钟逃跑的。
但巴菲特不这么看。
事实上，他不关心什么俄罗斯拔网线，也不关心华盛顿的泄密传闻。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懂生意本质的人，巴菲特看到的是另一种东西——叙事工程。
从那封准确预言了IndyMac倒闭的公开信，到雷曼破产前几天的那份声明，再到这次在禁令前近乎粗暴的集中清仓，以及现在媒体上满天飞的“预判监管”神话。
这一套连招，让他想起了一个老熟人。
乔治·索罗斯。
不只是因为他们都做空，而是因为他们都在利用“反身性”。
他们不仅仅是在预测市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和动作去干预市场，去塑造公众和监管层的预期，然后从这种被改变的预期中获利。
这种把媒体、市场心理甚至监管机构的反应都算计在内的玩法，让巴菲特觉得这个二十多岁的华裔年轻人身上，藏着一种远超其年龄的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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