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接受了他的指点，并在后来的竞选中享受了他预言带来的巨大红利。
资本、舆论、行政官僚、最高政治权力。
四根支柱，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被这个年轻人以一种外科手术般的精准，一根一根地搭了起来。
他不仅扩张得快，而且扩张得太干净、太完美，完美到找不出一丝应当有的慌乱和错误，反倒是像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如果他今天能用一封信把市场从深渊里拉上来。
那么明天，当自己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试图推行某项触犯了远星利益的经济法案时，他会不会同样用一封信，把市场重新推下悬崖？
奥巴马靠在宽大的皮椅深处，目光变得深邃而冷峻。
作为即将握住这个星球上最大权力权杖的人，他习惯性地在脑海里评估起一个致命的问题：我能驾驭这股力量吗？
答案像冰水一样清晰和刺痛。
他没把握。
他回想起了当时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那个普通的万豪酒店714房间里。
那个深更半夜独自开着一辆丰田凯美瑞来见他、连个司机和保镖都没带的年轻人。当时，奥巴马坐在沙发上，带着一种上位者的从容，问对方“你想从这场对话里得到什么”。
他以为自己是在面试一个极其聪明、可以在未来为白宫提供弹药的外部经济顾问。
现在，看着桌上这封让全球市场俯首称臣的公开信，奥巴马忽然明白了那一晚挥之不去的异样感究竟来自哪里。
陆泽的话并不是在虚张声势。或许根本不是他在面试陆泽。
从那个简陋的酒店房间，到做空雷曼的衍生品交易台，再到今天早上这封扭转乾坤的信。这把牌，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年轻人在发。
他们确实是同类。他们都拥有那种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可以剥离一切多余情绪、像精密机器一样计算风险和收益的冷酷。
但同类，往往意味着无法互相驯服。
奥巴马将视线从电视屏幕上收回，看向窗外芝加哥湛蓝的天空。在这间安静的休息室里，他忽然有一种不安的错觉，他未来八年最大的制衡，或许根本不在华盛顿那些吵闹的国会山听证会里，也不在那些传统的政治家族中。
它就在纽约，在公园大道二十七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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