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醒了要是看不到人，可能会多想。”
江言白点了点头，没有起身。
他坐在那里，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对着镜头扬起嘴角的画面。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
何旭出院后的第一周，生活进入了另一种节奏。
每天早晨七点，他准时醒来。
伤口已经从喉咙深处向外延展到一种钝钝的、存在感越来越弱的重量。
说话依然不行——医生说至少要完全禁声到第二周结束，才能开始尝试轻声发声。
但运动可以了，散步、慢跑，只要不把心率拉得太高，不让呼吸变得太急，不影响喉部的愈合。
因此，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就换上一件薄外套，沿着那条通往山脚的小路慢跑。
速度很慢，呼吸控制在浅而均匀的节奏里。
阳光从棕榈树宽大的叶片缝隙间漏下来，在柏油路面上洒下细碎的光斑。
他跑四十分钟左右，然后慢走回来，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等汗慢慢收干。
江言白有时会坐在客厅能看到门口的那张椅子上，透过落地窗看着何旭的背影。
不像是刚做完手术的人。
他甚至比住院前看起来更轻快一些——动作里那种被什么东西压着的沉，正在一点一点地散去。
但江言白没有轻松起来。
从那天Jen给他看完那段视频之后，他就一直卡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
他知道了何旭十五岁去韩国做过练习生，知道了他在月音传媒待了一年半，知道了他从小考视频里看起来那样耀眼、却在十七岁那年的春天从花名册上彻底消失了。
他查到的信息断在那里，像一条路走到尽头，前面是断崖。
每次他看到何旭在晨光里慢慢跑回来的样子——汗湿的额发贴着眉骨，眼睛里带着运动过后那种干净清亮的活气——他都会想：
这个人以前在韩国的练习室里也这样吗？十七岁的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问不出口。
因为何旭现在不能说话，任何需要长句子回答的问题都会让局面变成一场单方面的审问，这不公平。
于是他只能等。
出院后的第四天下午，何旭坐在客厅地板上，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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