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出上百号不要命的农民工来砸金鼎，金哥他敢出来吗？敢出来放个屁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试图让我看清那例子背后的残酷真相：“我这么跟你说，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怎么会不明白？
个人的勇武，在真正的人多势众、在更庞大的势力、在这套灰色乃至黑色的丛林法则面前，屁都不是。
金哥那次都缩头乌龟似的，而我，除了这一腔有时候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狠劲，还有什么？
我倍感憋屈，喉咙里像塞了一把粗糙的沙子，吞咽困难。
一股熟悉的、渴望尼古丁麻痹的冲动涌上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伸手去掏裤兜里的烟盒。
“这儿是医院，不能抽烟！”阿雅姐眼疾手快，一把按住我的手腕，声音严厉。
卧槽！这他玛的！
连根烟都不让抽！
我憋着火，憋着气，憋着这无处安放的愤怒和窝囊，感觉自己像个快要炸开的气球。
我看着阿雅姐那张写满了告诫和现实的脸，看着她身后手术室那盏刺眼的红灯，最终，所有翻腾的情绪都化作一声沉重的、认命般的叹息。
“好了。”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疲惫，“我知道了。”
我突然跌坐在边上冰冷的塑料椅上，双手插进头发，低着头，不再看阿雅姐，也不再看那盏红灯。
走廊里恢复了死寂，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推车轱辘声，碾过光洁的地面，也碾过我心里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名为愤怒的凸起。
等待，变得前所未有的漫长和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