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南京鼓楼区。
余则成站在一家茶馆的公用电话旁边，手指搭在话筒上，迟迟没有拨号。
身上的衣服已经换过了。地下党安全屋里有一套旧衣服，是一件灰色的长衫和一顶黑色的礼帽。比“方老板”那套丝绸马褂寒酸得多，但好处是不显眼。在南京的大街上，穿长衫戴礼帽的中年人多如牛毛。
吕宗方没有跟他一起来。老人留在了安全屋里，负责准备今晚行动需要的装备。临走前，吕宗方递给他一把削尖了的铁钉和一卷细铜线。
“万一田中不上钩呢？”吕宗方问。
“他会上钩的。”余则成说，“贪欲是人性中最可靠的弱点。田中需要药品，不仅是为了前线，更是为了自己的私囊。上次在太平饭店，他的副官跟我聊了整整二十分钟，全在打听磺胺的市场价格。这种人，你告诉他有人要截他的财路，他不发疯才怪。”
茶馆里人声嘈杂。有几个穿着汪伪军装的军官在角落里打牌，烟雾缭绕。柜台后面的老板娘正在用搪瓷杯泡茶。没有人注意到电话旁边这个不起眼的长衫男人。
余则成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拨通了日军后勤部的总机。
“请转田中中佐办公室。”他用流利的日语说。在军统的训练中，日语是必修课。余则成的日语带着东京口音，这是吕宗方专门教他的。
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是田中的副官，一个叫??的少尉。
“渡边少尉，我是方一鸣。上海永昌药行的。”余则成的语气恰到好处地焦急和恭敬，“上次在太平饭店，我们谈过两批磺胺消炎药的事情。”
“方先生？”渡边少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警惕，“你不是已经离开南京了吗？”
“我没走成。”余则成的声音压低了，带上了一丝颤抖，“渡边少尉，出了大事。我的药......被人截了。”
“什么？”
“我今天下午接到上海总行的电报，我们从武汉调过来的那批磺胺，一共三十箱，昨天晚上到了南京，停在玄武湖东岸的仓库里。但是今天早上，76号的人把仓库围了！他们说这批药属于走私物资，要没收！”
余则成的声音越说越急，但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这批药是田中中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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