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顿。
“只有你，想着怎么改变别人的命运。”
玛丽低下头，没说话。
班纳特先生站起来，走到窗前。
“威尔逊小姐要是知道了，”他说，“会很高兴的。”
玛丽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
窗外，阳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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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玛丽坐在树丛里的那块石头上，望着远处的田野。
这是她从小待的地方。现在她手里握着四万多英镑的存单，脑子里装着一个学校。
她想起那本《为女权辩护》。
另一个玛丽在书里写道：“你们不是第一个感到愤怒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每多一个人愤怒，每多一个人发声，那个‘总有一天’就会更近一步。”
那个“总有一天”，她等到了吗？
还没有。
但也许，正在来的路上。
她想起威尔逊小姐。想起她站在窗前讲课的样子，想起她写的“云在天上，泥在地上，而你站在中间”。想起她临走时按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温热的。
如果有一天，她办起了那所学校，她要请威尔逊小姐来教书。
如果威尔逊小姐还在的话。
如果她还愿意的话。
玛丽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
阳光落在她身上，暖暖的。
她转过身，往回走。
还有四年。
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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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玛丽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想用这笔钱，开一所学校。让那些和我一样的女孩，有机会知道自己不只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让她们有机会，成为自己。”
她放下笔，看着那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