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
年纪大些的那个店员直起腰，额头上全是汗。“先生，都是信。今天早上送来的，比昨天多了一麻袋。”
埃杰顿先生愣了一下。他把手里剩的半块面包塞进口袋，快步走过去，蹲下来。
麻袋的口子已经解开了，里面的信件挤挤挨挨地探出头来，像一群被关了很久、终于放出来的鸟。
他伸手进去，抓了一把。信封大大小小，新的旧的，厚的薄的。有的用细绳扎着，有的用火漆封着，有的干脆没有封口，只是折了一下。
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把信，忽然觉得喉咙有些紧。
“多少？”他问。
店员擦了擦额头的汗。“大概百封左右。我们还没数完。”
百封。埃杰顿先生站起来，把手里的信轻轻放回麻袋里。“数。一封一封地数。每一封都登记好，寄信人的名字，地址，投稿的题材。一样都不能漏。”
店员们应了一声，继续蹲下来整理那些信件。埃杰顿先生站在旁边，看着那只麻袋，嘴角慢慢地弯了起来。不是笑，是那种绷了太久、忽然松了一点下来的弧度。
第十一天，来了三麻袋。第十二天，四麻袋。
埃杰顿先生不得不把柜台后面的那间储藏室腾出来。原来堆着的那些纸张、账本、旧书，被搬到了走廊里，摞得高高的，像一堵摇摇晃晃的墙。
储藏室里摆上了几张长桌，桌上码着那些信件，按日期分好，按题材分好，按寄信人的地区分好。
店员们从早忙到晚，拆信，登记，分类，码放。手指被信封边缘划破了，贴上小块胶布继续干。墨水用了一瓶又一瓶，登记册写了一本又一本。
可那些信还在来。
像是全伦敦都在给他们出版社写信。不，不只是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爱丁堡，都柏林。
那些信封上的邮戳，像一张一张的地图，把整个不列颠都连起来了。埃杰顿先生有时候站在储藏室门口，看着那些越堆越高的信件，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在这一行干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从来不会走进出版社大门的人，那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字能被印在纸上的人，现在都在写信。写给他们。
到了五月，连海外都有人来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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