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防疫经验中聘请几位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前往美国进行指导。这件事，越快越好。
这位公使此刻还不知道，他的这份报告和那些使节们发往欧洲各国的信件，正被欧洲大陆的医生们在医院里传阅，被港口城市的检疫官们翻译成本国语言，被维也纳、巴黎、柏林的报纸编辑们摘录引用。
它们正在编织成一张网——一张用科学、数据和对生命的重新理解编织成的网，将把整个西方世界从瘴气理论的迷雾中拉出来，推进公共卫生改革的新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的最前方，站着一座刚刚被霍乱洗礼过的城市，和一群没有逃走的伦敦人。
东区的珍妮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她已经可以喝一些糊糊了，米糊是母亲用救助站分来的碎米，在自家那口破了边的铁锅里慢慢熬出来的。
她靠在床头，双手捧着那只豁了口的陶碗，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每咽下一口，喉咙里的肌肉都要挣扎一下，可她在咽。她在活。
母亲坐在床边看着她喝糊糊，忽然别过脸去，用手背按住了眼角。
父亲站在门口，那只空袖管用别针别在肩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走到屋外，对着那堵被煤烟熏黑的砖墙，低声说了一句——感谢上帝。
这一波霍乱疫情虽然爆发得迅猛，但经过热水供应点、盐糖水补液、静脉注射疗法和石灰消毒措施的层层阻击，除了一些身体本就衰弱的老人和孩子没能撑过去之外，大部分患者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次的传染病。
东区那些曾经挤满了排队取水人群的巷子，如今又恢复了往日的嘈杂，孩子们光着脚在石板路上跑来跑去，洗衣房的蒸汽重新从门缝里往外冒，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那些挂在门框上新钉上去的黑纱，和巷子深处偶尔传来的、压抑着的哭声，还提醒着人们，死神曾经在这片狭窄的土地上徘徊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