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股味道。
不是医院该有的来苏水味儿，而是来苏水都压不住的、从墙壁缝隙里和床单纤维里渗出来的味道——痢疾病人特殊的粪便味，混合着廉价消毒水的气味，还有老旧木质窗框被雨水沤烂之后散发出的霉味。
走廊很长，水泥地面被拖把拖得湿漉漉的，两侧的墙皮剥落了好几处，露出底下发黄的石灰。
天花板上吊着几个老式白炽灯泡，瓦数很低，照得走廊里昏昏沉沉，像是永远到不了正午。
齐薇薇从农场出来，开了二十里地的土路，到县医院门口的时候车轮上全是泥巴。
她把吉普车停在医院门口的榆树底下，拎着帆布挎包走进去。
县医院是一栋三层灰楼，外墙上的白灰被风吹日晒剥得斑斑驳驳，“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标语褪得只剩几个笔画。
门口停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蹲在台阶上抽旱烟，看见吉普车驶进来，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张望。
齐薇薇递上介绍信的时候，传染科主任亲自迎了出来。
那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儿，白大褂洗得发黄，袖口磨出了毛边，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橡胶管上缠了好几圈白胶布——大概是裂了缝，舍不得换新的。
他看完介绍信上的公章，态度立刻从“应付上面来的人”变成了“诚惶诚恐地接待上面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