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会战的消息传回东京，是七月十日。
就在三天前。
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还印着粗黑大字：
《冈村将军挥师南下，三日踏平蓟县，支那匪首首级不日献于东京》。
银座的酒馆里，醉醺醺的市民拍着桌子赌关东军几天能打到北平。
小学课堂上，老师领着孩子喊“帝国陆军无敌”。
没人把段启年放在眼里。
一个支那警察出身的军阀，撑死了就是走了狗屎运赢了一场。
直到加密电报砸进陆军省。
直到随军记者的战报通过无线电波，砸在每一个日本人脸上。
第一批阵亡名单贴出来那天。
东京街头，死一样的静。
银座商业街没有了往日的喧闹，电车叮铃铃驶过，车厢里没人说话。
报亭外的白纸上，黑字密密麻麻排了三页，从墙头一直垂到墙根。
路过的人停下脚步，扫一眼，然后沉默地走开。
有人走着走着，突然蹲在路边，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发抖。
有人站在名单前，手指一行一行划过，划到某个名字时骤然停住。
身子一软，像被抽掉了骨头，瘫倒在地。
皇居外的广场上。
一个穿洗得发白和服的老妇人，直挺挺跪在石板上。
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阵亡通知书。
她不哭，也不闹，就那么跪着，像一尊风化的石像。
她的儿子，第二师团的少尉，死在了蓟县的炮火里。
她身边，跪着几十个同样的家属。
有人嚎啕大哭，哭声在空旷的广场上飘得很远。
有人把头往石板上磕，咚咚作响，额头磕破了，血顺着鼻梁往下流，也不停。
有人抱着儿子的照片，嘴里反复念着名字，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哑。
陆军省大门口。
一群少壮派军官围得水泄不通。
为首的中佐三十出头，脸色铁青，手里攥着军刀。
一周前他还在陆军军校演讲，拍着军刀说“支那军不堪一击，吾辈一人可当十”。
此刻他站在台阶上，环顾四周，猛地拔出军刀，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了下去。
刀尖对准腹部，深吸一口气，狠狠刺了进去。
血溅在黑色的大门上，顺着门板往下淌，像一道道丑陋的疤痕。
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尖叫，有人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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