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是王静梅的错，她还受了伤，她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一样。
警察协调无果之后，她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万万没想到，那个女人也拿出了医疗证明，最令人称奇的是，她看病的花销不多不少，同样也是一千三百五十二元。
这其中的门道，明眼人一看便知。
可法院的处理方式是：既然当时没有证人，对方也同样看了病、花了同等的钱，那就各打五十大板，这事扯平了。
如此处理，实在令人心生质疑，这判案的莫非是泥瓦匠出身，专会和稀泥。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既讲法治，便要讲证据。
人家的医疗证明白纸黑字摆在那里，便是证据。
对此，有脾气也只能忍着。
这里不妨多问一句：为什么就不能查一查那份医疗证明是怎么来的、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样不负责任、不讲公平的处理方式，才使得许多人对结果极度不满，最终一步步走向极端。
这一来，王静梅算是彻底被激怒了。
她像秋菊一样，铁了心要讨个说法，从此开启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北京的公检法、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最高法的信访办，但凡能去的地方，她都跑遍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了进去，到头来却毫无作用。
不仅事情没有解决，她自己也天天生着闷气，后来竟长出了动脉瘤，还为此动了手术。
自从母亲打上了官司，杨佳除了每天上网打游戏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开始用电脑帮母亲写申诉材料，再用打印机一页页打印出来。
时间一长，桌子上堆起了厚厚一摞。
按常理来说，一般人告个几次，见没什么结果，也就渐渐放下了，毕竟既搭时间又搭钱，没有非凡的毅力很难长年累月坚持下去。
可王静梅偏非常人，她认准的事就要死磕到底，非要对方给出一个说法不可。
后来，王静梅下岗了，时间变得更加充裕，干脆把上访告状当成了一桩事业来做。
试想，这个家本就不富裕，母亲没了工作，一家子还得靠她那点底子过活。
就连在上访期间认识的姐妹都劝她：“大姐，别告了。”
没想到王静梅闻言大怒：“你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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