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书。
她没资格参加各种跨部门会议，也接触不到机密文件的正本。
但顾秀芝有自己的办法。
办公用品单子上有各科室的签单人名字和日期，每一张单子都标注了申领数量和用途。
单独看没什么，但攒够一个月的单子，就能看出很多东西：哪个科室在加班印材料，哪个科室突然多申领了档案袋和文件夹，哪个科室的用纸量翻了一倍。
用纸量翻倍，意味着有大规模的文件在印制。
大规模印文件，要么是清查行动，要么是物资调拨，要么是人事调整。
顾秀芝自然是不偷文件的，她只看单子就足够分析出很多东西。
她租住在宏口的一个小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就占满了。
墙纸是房东贴的旧报纸，边角翘起来。
她在墙纸夹层里藏了一沓裁好的空白纸，用橡皮筋捆着。
每天回家，先锁门拉窗帘，然后把当天记下的内容誊上去，攒够一周再送出去。
她的接头人叫郑萍，是她中学同学，在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
两人约在川上咖啡屋见面，每周一次。
顾秀芝把纸裹在油纸包的方糖里，推到桌子对面。
郑萍接过去，塞进手提袋。她们从不交谈情报内容，聊的是电车上的琐事——哪条线路又涨价了，哪个乘客逃票被抓了。
郑萍把这些卷烟纸塞进电车票夹，交给一个在十六铺码头收账的男人。
那个男人叫什么，顾秀芝不知道，郑萍叫他“老周”——大概率不是真名。
老周再把东西转给码头上的工人，最终汇集到抗樱花组织的情报网里。
顾秀芝父亲是教书的，去世得早，母亲在弄堂口摆摊卖包子。
她能读写樱花文，是因为父亲教过，父亲是留樱学生，回国后在中学教樱花文，一辈子没离开过讲台。
淞沪会战那年，一颗炮弹落在学校后面的巷子里，她父亲护着两个学生跑进防空洞，自己被弹片打中后脑。
后来顾秀芝在电车上遇到了郑萍。
她们从中学毕业后就没联系过，郑萍嫁了人，丈夫在码头上做工，前年工伤死了，留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郑萍为了养家，进电车公司当了售票员。
两人在电车上认出来，约了周末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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