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四十三分。
滨海市老港区的雾还没散尽。灰白水汽浮在锈蚀的龙门吊臂之间，像一层未拆封的旧胶片。我蹲在“海神庙”后巷口啃冷掉的葱油饼，油渣黏在下唇上，咸而滞重。左手腕上那只上海牌机械表停在九点四十二分十七秒——它三天前就停了，但我没修。因为阿阮说：“表停的时候，才是准的。”
阿阮不是本名。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街坊唤他“阮半仙”，派出所户籍册上登记的是“阮守拙”，三十八岁，无业，无固定住所，身份证住址栏潦草写着“暂住滨海市渔港路17号（船屋）”。那艘船早沉了——一九八九年台风“海葵”过后，只剩半截龙骨斜插在滩涂淤泥里，被藤壶和牡蛎壳裹成一座灰褐色的坟。可阿阮仍每月十五去那里烧三炷香，香灰落进退潮后的水洼，竟不散，聚成一个微颤的、近乎完美的圆。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文化馆旧书市。他坐在褪色蓝布摊后，面前摆着一只豁了口的青瓷碗，碗底压着三枚铜钱——不是乾隆通宝，也不是光绪元宝，是三枚边缘磨得发亮、字迹全平的民国铜元，币面只余模糊的“中华民国”四字轮廓。没有招牌，没有幡旗，连张纸都没铺。只在他脚边，用粉笔画了个极小的圆，直径约七厘米，圆心点了一粒朱砂。
我那时刚调来滨海市公安局刑侦科三个月，二十六岁，穿洗得发硬的藏青夹克，口袋里总揣着半包牡丹烟和一本硬壳笔记本。那天我正翻一本泛黄的《周易参同契》，指尖停在“周天火候”四字上，忽听身后一声轻笑：“你翻错页了。第三十七页，讲‘小周天’的，不是这儿。”
我回头。他没看我，正用指甲盖刮铜钱上的铜绿，动作轻得像在剥蝉翼。
“小周天？”我问，“不是道家炼气的术语么？”
他终于抬眼。眼睛很浅，是接近琥珀色的淡褐，瞳孔却黑得惊人，仿佛两口深井，井壁覆着薄霜。“小周天不是气走任督，”他说，声音低而平，像潮水退去时沙粒滑落的簌簌声，“是人活在时间褶皱里的刻度。一天十二时辰，一年二十四节气，一生七十二候——可最准的，是小周天：七日为一候，七候为一运，七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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