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亭两个儿子，一个经商，一个从军，本是各走各路。但你既然把路走窄了，就只能往宽处走。广州是宽处，黄埔是宽处。你明白吗？”
陆诚点头。他明白。父亲说的是政治上的宽处——北方是段其瑞、张作林，南方是国民政府。他的文章在北方是罪状，在南方或许是敲门砖。
“蔡元培的信，还在？”
“在。”
“给我看看。”
陆诚掏出信笺。陆敬亭展开，对着灯光看了许久，又合上：“字是好字，话是好话。但你要记住，推荐信只能让你进门，不能让你成事。常凯申那个人——”
他顿了顿，“我见过一次，民国十年在上海。话不多，眼睛亮，像把算盘，永远在算。你跟他打交道，要比跟段其瑞更小心。”
他把信还给陆诚，又取出一张汇票
“这是五百块，汇丰银行的，广州可以取。另外——”他从桌下提起一只皮箱，“两套换洗衣裳，一双皮鞋，还有你母亲给你求的平安符。她不知道你坐牢的事，只知道你要去南方读书。”
陆诚接过皮箱，不重。
“父亲，您……”
“我在天津还有些账目要清。”陆敬亭站起身，“月底去上海，然后回南昌。你母亲想回老家住些日子，瓷都的窑火养人。”
他走到餐厅门口，又停下，没回头
“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每一个拉车的、种地的、织布的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这话，像我儿子说的。”
“我十五岁在南昌码头扛包，你祖父在乡下佃田。我们陆家的人，知道什么是人。但知道还不够，要让人也知道。你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走下去，别回头。”
门在他身后关上，很轻。
“盛京号”是一艘老旧的英国轮船，三千吨，跑天津—上海—香港航线。陆诚买的是二等舱，四人间，同屋的是两个去香港投亲的商人，和一个去上海考医学院的学生。
船上的日子很慢。陆诚每天早起，在甲板上走圈，背书——鲁迅的《热风》，还有蔡元培信里夹带的一张纸条，上面是黄埔军校的《入学须知》，印着“亲爱精诚”四个字。
他的文章传开了一些，但没那么快。邵飘萍的《京报》在北平有销路，出了华北，影响力就弱了。
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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