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富阳、杭州，都有人。总司令下了命令，要乘胜追击，不给孙传芳喘息的机会。”
陆敬亭又沉默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后他看着陆诚，忽然说：“老二，你跟我出来。”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石榴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月亮照在陆敬亭的白头发上，亮得刺眼。
“常凯申这个人，”陆敬亭开口了，“你跟他打过交道？”
陆诚想了想。“见过两面。武昌打下来之后，他给我授过勋。”
“你怎么看他？”
陆诚没说话。他知道后世那些评价，知道常凯申后来怎么样，知道国民党后来怎么样。但他不能说。
“不知道。”他说。
陆敬亭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点东西，不是打量，是别的什么。
“我看不上他。”陆敬亭说，“这个人，心狠，手辣，打压异己，不择手段。”
他停了一下，看着月亮。
“但他是这些人里，成事概率最大的。”
陆诚转过头看着他。
“孙传芳，草包。吴佩孚，过时了。冯玉祥，墙头草。阎锡山，算盘打得太精。张作霖，土匪。这些人，都不是坐天下的人。”
陆敬亭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常凯申不一样。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拿到。他手里有黄埔，有钱，有江浙财阀撑着。”
他转过身，看着陆诚。
“你跟着他，能走到最后。”
陆诚没说话。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从1927年到1945年，常凯申确实是最大的。但后来呢？
“老二，”陆敬亭说，“你心里有事。”
陆诚愣了一下。
“你从小就这样。”陆敬亭说，“想什么事，不跟人说。但你眼睛藏不住。”
他拍了拍陆诚的肩膀。
“你读书读得多，见的世面也多。有些事，你想的比我们深。但有一条，你得记住——不管你心里想什么，手里得有东西。笔杆子，枪杆子，总得攥一样。攥住了，你才能做你想做的事。”
陆诚看着他。月光下，这个老人站在石榴树旁边，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很亮。
“你爹我做了大半辈子生意，”陆敬亭说，“见过的人多了。常凯申这个人，我看不上，但他能成事。你跟着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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