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0日清晨，深圳河畔湿气氤氲。
方晓东身上背了个简单的旅行挎包，带着方子猛，口袋里揣着和东润公司员工兑换的一千港币，混在公务队伍里，站在罗湖口岸那栋灰砖砌成的联检楼前。
两人捏着伪造的临时工证，跟着领队周经理，快步穿过公务通道，巧妙地避开了旅客的排队长龙。
内地边检简单高效。“咔嚓”一声盖章，放行。全程静默，只有凌乱的脚步声。
走过罗湖桥，厚重的木板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桥中央的白线是道坎，跨过去，风里的味道就变了——不再是泥土味，而是海水的咸腥和陌生的悸动。
维港，老子“东霸天”又回来了！
罗湖管制站内，满眼皆是陌生的英文标识与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核证、拍照，流程冰冷而机械。周经理用流利的粤语从容应对，方子猛则像个小学生，沉默地跟在身后，连眼神都不敢乱瞟，生怕一句口音不对的普通话就露了馅。
直到登上九广铁路的墨绿色列车，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松弛。窗外，荒滩变屋邨，破败变繁华。
列车停靠上水站，粤语广播、小贩叫卖、街头烟火气扑面而来。
两人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庆幸，茫然，还有一丝即将掀起波澜的兴奋。
这两条猛龙，终于过江了。
九广铁路的绿皮车并未直接开进尖沙咀总站，而是在红磡的一处货运侧线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片混乱的工业与物流混合区。巨大的货轮在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抛锚，起重机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和海水的味道。
“到了。”
周经理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穿着笔挺的衬衫与西裤，皮鞋锃亮。带着队伍停在一堵爬满藤蔓的旧墙边，几辆盖着油布的中型运货卡车停在那里。
“卸货！”周经理一声令下，东润的员工们开始忙碌起来。
就是现在。
趁着工人们搬运纸箱、遮挡视线的瞬间，周经理背对着人群，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方晓东，同时低声道：
“只能送到这里了，你们办完事，可以去旺角砵兰街‘新丽华’对面的招待所落脚。”
没有多余的废话，动作老练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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