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上，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水，盯着窗外的雨，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
门推开，进来的是欧盟负责能源转型的副主席。
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姓韦伯。
握手，寒暄，坐下。
韦伯先开口，说固态电池是颠覆性技术，华夏已经走在前头，欧洲要追赶需要时间。
马斯克听着，等他说完，才开口道：
“韦伯先生，华夏的固态电池，用的是欧洲的测量设备、欧洲的校准标准、欧洲的安全认证体系。他们站在欧洲的肩膀上，抢了欧洲的市场。”
他顿了顿，“现在不行动，等他们的电池装进欧洲的每一辆车，就晚了。”
韦伯没说话。
窗外的雨大了一些，敲在玻璃上，噼噼啪啪。
第二场会面在欧盟委员会大楼。
这次是贸易专员，一个精瘦的法国女人，叫勒克莱尔。
她的态度比韦伯直接得多：
“马斯克先生，您的特斯拉在欧洲卖得很好。如果智联的电池被限制，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您。”
她笑了一下，那种职业性的笑，不冷不热。
“您让我们限制竞争对手，总得拿出点诚意。”
马斯克看着她：
“特斯拉在欧洲的超级工厂可以扩产，电池生产线可以落户欧洲，就业岗位可以翻倍。这些，都可以写在协议里。”
勒克莱尔的笑容深了一些。
接下来的两天，马斯克见了七个人。
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话：
华夏固态电池威胁欧洲产业安全，欧洲需要自己的电池供应链，特斯拉愿意帮助欧洲建立这条供应链。
七场会面，七个不同的面孔，七种不同的笑容，但底下的东西都一样——利益。
第三天，马斯克离开布鲁塞尔。
专机起飞的时候，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漏下来，照在舷窗上，晃眼。
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不知道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