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六月份，她父亲提交了一份岗位调动申请，申请从技术岗转到行政后勤岗，理由栏写的是“家庭原因”。
申请批准时间是六月二十日，生效时间是七月一日。叶时初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她母亲是在一九九八年七月签的代持协议。她父亲在签协议之前的那个月提交了岗位调动申请。
她又翻到下一页，一九九九年年初的年度考核表上，她父亲的考核等级写着“合格”，但备注栏有一行手写的字：“该同志本年度主动申请降薪调岗，降幅为原薪酬的百分之三十。”叶时初的视线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
她父亲主动申请降薪调岗，降幅百分之三十。在她母亲签完代持协议之后那一年。
她把那沓文件放回档案盒里，坐在桌子前面没有动。“我爸在签协议之前那个月调了岗。调完之后第二年主动降薪，降了百分之三十。”
“他可能在减轻家庭的公开经济负担。”
叶时初坐在阅览室的椅子上，档案盒在桌面上敞开着，旧纸页的边角有些卷曲。“他一直知道自己家里的财务状况和普通家庭不一样，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他做了那笔钱的受益人，他没说过一个字的反对，也没做过一件多余的事来暴露它。”
她站起来把档案盒合上，走到前台，“档案我看完了，谢谢。”
她走出档案馆的时候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她站在那里，看着街道对面的建筑，然后在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手肘支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