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仿佛又回到了表面的平静，如同结冰的湖面，底下却暗流汹涌。
程锦云依旧每日往返于宿舍、教室和重新对她开放的史料编纂所（这似乎是藤原健太郎“敲打”后的微小让步。又或是另一种形式的监视）。
她更加沉默，也更加专注，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故纸堆中，仿佛那里是她唯一可以掌控的领域。
然而，藤原健太郎的“关注”并未因她的顺从（至少是表面的顺从）而减少，只是变得更加无形，也更加深入骨髓。
几天后，程锦云发现自己宿舍的书桌上，多了一套精装的《昭和财政史》和几本最新的经济学刊物。
这些书籍价格不菲，且并非她常涉足的领域。没有署名，没有纸条，但它们就那样突兀地出现在那里，仿佛本该如此。
她以为是纪由子的，但是由纪子表示毫不知情。
程锦云看着那些书，脊背发凉。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
你的空间，我可以随意进入；
你的需求（或者说，他认为你“应该”有的需求），我可以“体贴”地满足。
这比直接的威胁更令人毛骨悚然。
她没有动那些书，任由它们放在原处，如同沉默的抗议。
又过了一周，她在编纂所工作时，偶然听到两位职员低声交谈，提到学校最近获得了一笔来自“匿名人士”的巨额捐赠，专门用于支持东亚历史研究，尤其是涉及满蒙关系的课题。
其中一个职员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程锦云一眼。
程锦云的心沉了下去。
藤原健太郎正在用他的方式，重新塑造她周围的环境。
他不动声色地调整着资源的流向，将她感兴趣（或者说，他认定她“应该”感兴趣）的领域推到她的面前，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无形中聚焦到她的研究方向上。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圈禁，将她困在一个由他设定好的“学术牢笼”里。
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控制她的身体自由（如和服事件）或制造精神压力（如流言），他开始试图掌控她的思想轨迹，她的学术路径，将她的一切都纳入他设定的轨道。
与此同时，那枚藏在《源氏物语》中的红叶书签，成了她内心唯一的慰藉和与外界的微弱联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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