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大概率没有跳出农业社会的范畴。
农业社会经常出现数量相对于小农生产者数量较大，同时也找不到买家的商品。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发达的生产环境下是常态。农业社会中，人们处置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为不知道这部分商品的价值，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处理方式。要么极为廉价的出售，要么就一定要卖个高价。凡是较真的人，面对已经付出了劳动力的产品，是倾向于要高价。
既然对方并非是一个高层，未来也不是高层，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清晰，价格反倒越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选择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作为谈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让何锐负责此事，哪怕何锐在理论上口灿莲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
何锐在这个时代也没怎么为自己花过钱，在另一个时空，因为网络支付的缘故，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触摸过现金了。
附近几家有良好供货渠道与价位的大超市与小超市，就完全决定了何锐对于普通物价的认知。
何锐叹道：“辛苦你了，韩海涛同志。消消气，下次俄国换了谈判代表的时候，还得你这有经验的同志和他们谈。”
韩海涛的气愤，一半是因为俄国人的态度，一半是担心没谈成，被追究责任。连何锐都不追究，韩海涛也就放下心。另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冒了出来，“主席，俄国方面真的会换人？会不会换上更糟糕的人？”
“韩海涛同志。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股子不当大哥浑身不自在的愣头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点，你觉得他们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头青们是不会选择低头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就范。愣头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头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管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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