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问题，从五月中旬就已经有了苗头。直至今天，事变发展之迅速，让人猝不及防，整个南方国府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沉闷气氛里。
先是五月中旬，广州城突发噩耗——国民党元老、西南政权的精神支柱胡汉民因脑溢血猝然病逝。
这位与常凯申、汪兆铭并称“国民党三巨头”的元老，自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以来一直是两广反常势力的一面旗帜。他活着的时候，常凯申碍于其元老身份，始终不敢对两广动刀；他这一死，维持了近五年的表面平衡，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常凯申的判断是准确的。
胡汉民病逝的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收拾这个困扰他多年的西南半独立问题。
五月十八日，他以吊丧为名，派王宠惠赴粤，向陈济棠提出了五项条件：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
这五条措施，每一条都砍在陈济棠的要害上——说到底，就是要彻底剥夺这位“南天王”经营多年的广东军政大权。
陈济棠深知大祸临头。他的兄长陈维周从南京带回的消息更让他坐立不安——“中央将对广西用兵，广东仍可维持现状。”
陈济棠立刻就明白了常凯申的打算：先吃掉广西，再收拾广东。“桂亡粤何能独存？”他对身边的亲信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事态的演变，几乎就是在这一刻注定的。
陈济棠立刻联络了唇齿相依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和白崇禧原本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内动兵——外侮日亟，日本人正在步步紧逼，这时候跟中央翻脸，于大局不利。
但粤桂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又是明摆着的：如果不支持陈济棠，广西迟早也会被常凯申一口吃掉。两方权衡再三，最终达成共识：借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之机，以“抗日救国”为旗号出兵北上，既可占据政治道德制高点，又能谋求自保图存。
六月二十九日，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电全国，矛头直指南京当局“对日妥协”。电文中这样写道——
“‘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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