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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我向主席作了报告，主要是向主席汇报现在全军装备问题、世界军事技术发展大致趋势，我趁机向主席请求把那些情节较轻的思想错误还是能挽救的技术人员给放出来继续工作，让他们以劳动改造正确思想世界观。
主席在电话里没有什么波动地回答道：“这些是林刚同志和文革会同志们在负责，我们也要相信他们，他们也是好同志，他们也是在替党、替国家人民做事，所以你的这个要求还是不予考虑，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也是无可奈何，既然都是林刚他们在负责，那主席您老人家又怎么立即可以代表他们否决我的要求呢？唉！我闷声道：“主席，我这里需要一批教师，需要教授越南三地汉语以及我国的悠久文化历史，这很重要，这可是关系到民族团结、集体荣誉感的问题。”
主席似乎在那叹了口气，他缓缓说道：“好吧，安排500名知识分子可以了吧。”
“主席3000名，这是最低人数。”
“什么？最多1000.”
经过我和主席艰难的谈判最后是2500名教师可以安排过来，将在2个月内就位。接着，主席才低沉说道：“有些情况知道的是一回事，做得到、做不到又是一回事！人的想像力是无穷的，我相信国外的研究出，我们的同志会研究不出？有条件的要上，没条件也要上，没有迈不过的槛！你要对此充满信心！”
我挂上电话后，对主席难得的扯皮，我也是一阵无语，同样我对主席对目前科技研发状况过于自信，有些东西必须要有直观了解才能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不见得一个从没见过飞机的人，让他去想像、去造出飞机吧，这些让我感到无力，让我急在心里，但又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又让我感到对权力的一丝渴望。
3月27日，我终于回到了河内。我一回来就被告知，新来的那个外国佬、那个顶着党员帽子的金发碧眼的中年人竟然在和一名越南女军官没多久，就犯了生活作风问题，被活捉了。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报告，真实情况是丹比斯把那越南女同志给睡了之后，被告知要结婚时，他立即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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