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毕业证书，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坐了两天的汽车，回到了白玛高原。
他被分配到县里的水利局，参与修建吉雪谷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那座水库修了五年。
五年里，多吉几乎跑遍了吉雪谷的每一个山沟、每一条溪流、每一处泉眼。
他背着测量仪器，翻过海拔五千米的雪山，蹚过冰冷刺骨的河水，在荒野里搭帐篷过夜，在风雪里啃冻硬的糌粑。
他的脸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黝黑，嘴唇裂开了口子，手指冻得关节变形。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水库建成的那一天，他站在坝顶上，看着碧绿的湖水从闸门里奔涌而出，顺着新修的渠道流进干涸的农田，流进那些曾经靠天吃饭、十年九旱的村庄。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欢呼声，那些祖祖辈辈靠背水浇地的农民，此刻站在水渠边，看着哗哗流淌的清水，哭得像个孩子。
多吉没有哭。
他只是蹲在坝顶上，点了一根烟，默默的抽完，然后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对身边的同事说：“下一座水库，在哪儿？”
卓嘎毕业后，也回到了白玛高原。
她被分配到县医院，成了妇产科的一名医生。
那时候，白玛高原的医疗条件还很差。
很多偏远的牧区，女人生孩子还是靠接生婆，遇到难产就只能听天由命。
卓嘎每个月都要背着药箱，骑马或者步行，翻山越岭去那些最偏远的牧场巡诊。
她给孕妇做产检，给新生儿打疫苗，给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牧民送药。
有一次，她在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牧场上，遇到一个难产的孕妇。
产妇已经疼了两天两夜，接生婆束手无策，家人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
卓嘎赶到的时候，产妇已经奄奄一息，肚子里的孩子胎位不正，脐带缠住了脖子。
卓嘎没有犹豫。
她跪在产妇身边，就着酥油灯微弱的光，用手一点一点地调整胎位。
她的手冻得发僵，她的膝盖跪在冰冷的泥地上，她的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整整两个小时，她终于把孩子取了出来。
孩子没有哭，浑身青紫，没有呼吸。
卓嘎把孩子倒提起来，拍打后背，清理呼吸道，做人工呼吸。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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